采写
特约撰稿人郝汉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颠覆性地改变世界，而政治家和思想家也兴奋地对“世界要向何处去”发表高见，关于各种意识形态的讨论，以及左派与右派之间陈腐、过激的对抗，借着积蓄已久的社会矛盾与撕裂，名正言顺地在舆论场里再次亮相。
这一切，似乎都验证着著名经济学家牛津大学保罗·科利尔教授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中的论断：“人们很快用各种旧意识形态来解答新的焦虑，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诱人的组合，简单的道德确定性和无所不能的分析，能够为任何问题提供自信的答案。”
保罗·科利尔对现行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作出诊断，他认为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存在于地理、教育和伦理等因素中。“各地区皆在反叛大都市，英格兰北部在反叛伦敦，内地在反叛沿海地区，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反叛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辛苦拼搏的劳动者，在反叛不劳而获者和寻租者。”他进一步指出，“受教育程度较低、艰辛工作的乡下人和小镇居民已经取代劳工阶层，成为社会的革命力量。”
比尔·盖茨自诩为保罗·科利尔的超级粉丝，他们都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但凡要有未来，就必须做出改变。其中，通过务实的政策，以道德方式重建家庭、企业和国家，打造由互惠义务构建起来的有归属的政治是核心关键，也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意识形态的极端派。
保罗·科利尔的立场与他的经历密不可分。他生于年，在西欧战后30年黄金岁月中长大成人。他说那一时期的发展，便是讲求社群互惠义务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坚实胜利。但自从撒切尔夫人提出：“没有社会这件事情，只有一个个男人女人，一个个家庭。”“理性经济人”再次强势地举起自由主义的大旗。上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新一轮全球化的深入，基于二战共同记忆上的社群主义理念早被淡忘并抛之脑后，关于归属的政治被进一步瓦解，他认为资本主义开始不可避免地走向道德上的堕落，并将此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第三次脱轨”。
对此，保罗·科利尔没有重复那些陈词滥调，而是通过细致分析社会病症对我们习以为常的理念提出了尖锐质疑，并开出治理之策。比如，有人对“爱国主义”进行无限度的批判和警惕，那些受教育程度高的世界主义者们，正在放弃自己的国家认同，并不对任何具体地方感到负有切实责任与义务。但科利尔提出，“对大多数政治实体而言，最切实可行的单位是国家。”为了弥合社会撕裂与公共政策的有效运行，我们“唯一现实的选择是重建空间性纽带。”
“爱国主义”和归属感，对于治愈资本主义为何重要？大城市的教育精英如何挑战了传统的劳动价值感，被边缘化的低教育水准人群和小城市，又造成了怎样的经济和政治现实以及社会撕裂？什么叫作道德资本主义？道德缺位的金融业，如何摧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资本主义真的有未来吗？我们带着如上问题，采访了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
保罗·科利尔（PaulCollier），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牛津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前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门主任，英国政府顾问，曾获莱昂内尔·吉尔伯奖、克林纳国际书卷奖、亚瑟·罗斯图书奖、埃斯托利尔全球事务杰出著作奖等。著有《最底层的10亿人》《战争、枪炮与选票》《难民》等。年和年被《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顶尖思想家”。
大城市和小城市的鸿沟
导致社会撕裂
新京报：你提到如今存在许多由资本主义引发的地域分化、教育分化和伦理分化，有一个新的阶级正在成长起来，他们具备高级技能，坐拥“文化资本”，在全球大都会中处于某种统治地位。他们正在挑战或者已经成功改变了传统的“工作伦理”，使得低技术水平的劳工阶层不再像从前那样被人尊重。你所描述的新社会阶层具体来说有哪些特点？这种现象造成了哪些经济与社会后果？
保罗·科利尔：没错！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并工作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与其他人之间的严重分化，正成为横扫几乎全球所有发达国家的现实。实际上，这在许多社会中，一部分是经济上的现实，一部分是心理上的现实。
从经济层面来说，那些全球大都会、体量最大的城市，都经历了40余年的高速发展，并将其他城市远远抛在后面，这是市场全球化的后果。有少数城市在这个过程中成为赢家，其中极少数城市成为最大赢家，成为全球意义上的赢家，而不仅仅是国家层面的领先者。
如今，生产力取决于生产流程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要求多维复杂技能。这些多维复杂的技能，建立在良好的高等教育背景基础之上。所以，那些有着知名大学教育背景的人，能够获得那些高层次的技能。因而，他们能去大都会谋生，在那里他们的教育背景才会十分有价值。他们借此挣了不少钱，且认为这一切都是他们理应得到的。他们认为自己之所以这么有生产力，是因为他们很特别，所以对既得的一切感到理所当然。
这也就是我们常常用“精英主义”这一概念所表达的含义，并且借助媒体在这些城市新贵与教育精英心中变得根深蒂固。他们看不上那些和自己大相径庭的群体，并与那些和他们不属于一个团体的人不共有任何的身份认同。
《资本主义的未来》，（英）保罗·科利尔著，刘波译，理想国
上海三联书店年7月
“精英主义”这个词在年代才出现，当时这个词的出现是出于批评的需要，那些发明这个词汇的人们，将此看作一个非常糟糕的社会运行手段。因为这造成的社会分化实在太严重了。而如今，人们自豪于取得精英式的成功。城市精英们将其他人拒之于千里之外，由此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后果。
城市里如今出现一批在过去40余年里乘着直梯进行跃升的人，即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大都会人；与此同时，那些受教育程度低的小城市人，坐了将近40年的下行电梯。那些小城市中聪明的年轻人，但凡受过良好的教育，都前往国际大都会，比如像我所做的一样。如此一来，小城市不断地失去他们最聪明、最优秀的年轻人，并导致严重的年龄结构失调。
举例来说，伦敦几乎是年轻人的天下，并正在甩掉那些较不富裕的和老龄人口。小城市却有着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通常来说，他们也没有在工作状态。人口变化让小城市的经济基础被进一步腐蚀。当下这一政治后果将要耗费我们数年之久来进行消化。更重要的在于受教育程度低下的小城市人开始感到被边缘化，变得愤怒起来，而且他们不再沉默。我们可以从英国的脱欧中一窥这一现象。
除了伦敦之外，英格兰各个地方都投票支持脱欧。在美国，特朗普被选上当了总统。法国的黄马甲（GiletsJaunes）运动，便是由反叛大都会巴黎的其他小城市组织。我们在德国选举中也看到，东德人认为自己彻底被西德经济上成功的大城市边缘化了。所以，这是一个十分广泛的现象，并且由于这些政治不满，愤怒化的表达变得十分具有破坏性，因为在情绪宣泄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寻求一个解决之道。
所以，我们需要认真地尝试和考虑如何治愈这些伤痛。我认为关键不只在于将此转化为单纯金钱的资助，而在于提高那些小城市的生产力。那些不去上大学的小城市人需要变得有生产力，我们公共政策上的努力需要以此为导向。这绝非易事，但是能够做到的。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中，我主张对此进行有决心地政治承诺。我们不知道这将带我们去到何处，但想要治愈伤痛，我们必须有所行动。
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表现的英国工业革命时代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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